凡人礼仙

文|田沐鑫

 

年岁渐长，愈发笃信人与人的相遇皆有定数。恰逢其时，即便辗转迂回亦能相逢；时机未到，纵是迎面而过也难识彼此。

立秋时节，偶遇综治办的丁鹏，闲谈间他提及同事罗礼仙。我不禁诧异：这位昔日的“战神”，怎会转至综治办？2016年，我曾以他为原型创作歌曲《金色盾牌》，此曲后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列为“文艺精品”，只是他对此始终不知情。东莞樟木头镇不大，我们同属政府系统，却从未有过正式交集。我满心疑惑：他当年做便衣时那般出色，为何要换个阵地？为免唐突，我先联系了他的直系领导——综治办主任黄东明。东明主任曾在公安分局任副局长，既是罗礼仙过去的直接领导，如今在综治办亦如此。听闻我的来意，东明主任欣然应允：“我来为你安排。”半个多月后，我终于得空，通过东明主任提供的方式联系上罗礼仙。联系前我还暗自揣测，盛名之下的他，会不会难以沟通？没想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见面。

人总是习惯在未见面前，依据道听途说与主观认知，对即将碰面的人勾勒出大致印象，而这样的印象往往失之偏颇。我听过太多他与歹徒搏斗的事迹，知晓他擒贼无数，也负伤无数，便狭隘地认为，常年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人，身上多少会带着几分戾气。可见到罗礼仙时，他却与我的想象截然不同。他气场澄澈，面容清秀，笑容温和。一米八多的个头，因常年锻炼，体格健硕。年近五十，看上去却只有三四十岁，身上透着几分稚气，却不显轻浮，反倒格外沉稳。若不是脸上那道疤痕，任谁也不会将他与生死搏斗的场景联系起来。得知他当过兵，我便让他像丁鹏一样，按部队习俗唤我“嫂子”。我特意为他泡了一壶他家乡江西吉安的白茶，我们的谈话，也从家乡的故事缓缓展开。

1976年秋，月光洒满赣江，晕染出英雄史诗般的底色。在江西吉安的一个农家小院里，一声婴儿的啼哭，为寂静的乡村添了几分生机。父亲为这个孩子取了个颇具道家风范的名字——罗礼仙。

那个年代，听着红军故事长大，又受港台武侠剧熏陶的孩子，心中多有侠气，可真正能做到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的却寥寥无几，罗礼仙便是其中一个。自小，打抱不平就是他的“主业”，且他认死理，受伤对他而言成了家常便饭。礼仙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木匠，母亲则是下放农村的干部子弟。父母深知，若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匹配理想，便会陷入“德不配位”的困境。他们虽心疼儿子时常受伤，却也认可他的行为。为了让儿子日后守护公理正义时，有能力保护自己，父母送他去武馆习武。他的启蒙教练彭鹰，毕业于河南塔沟武校，后来竟被他“收编”，成了并肩作战的伙伴。

教练倾囊相授，再加上无数次“实战”磨砺，罗礼仙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与出色的格斗技巧。1994年，18岁的他毫无悬念地拿到了“入伍通知书”。他服役的部队，驻守在全国道教名山——罗浮山下。到了部队，凭借聪慧机敏与过人身手，他被选为“侦察兵”。在部队的日子里，每日晨曦微露，他已提前在训练场上开始操练。无论哪个训练项目，他都比旁人更用心、更刻苦。只因离开家乡时，父亲曾对他说：“做木匠，我立志打造最好的木器；去当兵，你就该做最有种的兵。”1996年，罗礼仙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部队首长十分赏识这个出色的小伙子，让他代理排长，还考虑为他提干。1997年，恰逢部队大裁军，因转业人员指标有限，首长征求他的意见时，他二话不说，同意以士兵身份退伍。并非他不留恋部队，而是冥冥中似有另一份使命在召唤着他。

自幼，外公便是罗礼仙的偶像。儿时去外公家，看到外公身着警服的照片，威严又帅气，一颗梦想的种子便在他心中生根：总有一天，他也要穿上警服，成为一名人民警察。1998年春，脱下军装还未满一年的他，与几位同乡在东莞樟木头镇等车，准备前往清溪镇。因他身姿挺拔，在人群中格外“扎眼”，被巡逻的“警探”留意到，将他带回警局面试。自此，他成了一名治安巡警。走在大街上，他硬是将一身辅警制服，穿出了正式警服的威严。那一刻，他轻轻摸了摸肩头，只觉得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

执勤时，罗礼仙机敏果敢、行动迅猛，深得公安分局领导赏识。在巡警队没待多久，便被提拔为队长。他不仅勇猛，更兼具智慧。在与歹徒无数次的实战交锋中，他总结出一套实用有效的破案技法，却从不藏私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队员们，因此也赢得了同僚们的信任。

2003年6月，樟木头镇公安分局成立“便衣伏击队”，罗礼仙被任命为创队队长。领导发话，整个警局的人员，任他挑选。“叶新华、冯文雄、刘海秀、于怀涛”，“五虎”组合就此踏上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便衣之路。直到罗礼仙调任综治办，其他四人仍坚守在便衣队的岗位上。五人外形各异，却有着三个共同点——皆是退役军人、身手不凡、嫉恶如仇。分局领导发现便衣队的破案率极高，便决定逐步扩大队伍、配齐力量。刘剑飞、雷斌、杨尚金、李利军、温东艳、陈海军、袁峰等后来听了名字就能令罪犯闻风丧胆的汉子们，先后加入樟木头便衣伏击队。他挑选队员，依旧遵循那三个原则：退役军人、身手了得、嫉恶如仇。不过，对于刘剑飞、马辉、彭鹰这类身手出众却非退役军人的人，他也会酌情放宽标准。这支队伍始终不负众望，破案率曾一度高达全镇破案率的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自古，兵与贼便如同黑与白、阴与阳、是与非、对与错，既对立统一，又相克相生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，小偷小摸现象较为普遍，便衣伏击单兵作战，便能解决问题。可随着社会形势愈发复杂，犯罪手段也不断升级，小偷小摸逐渐演变成有组织、成规模的团伙犯罪。歹徒作案愈发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章法：有人负责探路锁定目标，有人负责实施抢劫，有人负责撤退断后，分工明确，环环相扣。罗礼仙根据歹徒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段，与队员们总结出一套有效的侦查、跟踪、伏击、抓捕“组合拳”。为了克敌制胜，他依据队员的特长分工：善于观察的负责侦查，擅长隐藏的负责跟踪，身手矫健的则承担伏击抓捕任务。得力的方案与团队间的默契配合，让便衣队的破案记录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代表功绩的正字。我问他擅长什么，他扬了扬头，自信地说：“我全能型！”我在心里暗笑：“真是个骄傲的家伙。”可这份骄傲与自信，却令人欣赏——正因为有这份底气，才能铸就了他临危不惧、百折不挠的无畏与勇气。

可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”。歹徒中不乏亡命之徒，与他们近距离周旋，受伤在所难免。2006年深秋，一伙组织严密、分工严谨的歹徒潜入樟木头镇。罗礼仙与队员们跟踪发现，这伙人常以六人一组行动：两人放哨，两人抢劫，两人断后。跟踪过程中，便衣队察觉这伙歹徒即将作案，为避免打草惊蛇，他们与歹徒保持着一定距离。歹徒蓄谋已久后，将目标锁定在樟木头火车站旁南城公园的一对情侣身上，持刀抢劫后正欲撤退。罗礼仙与队员们从人群中迅速冲出，动作快如闪电。罗礼仙单人制服一名持刀歹徒，队员马辉、夏容刚也合力制住另一名持刀歹徒。放哨的两名歹徒见状，撒腿就跑，周必虎与几名队员立即全力追捕。没想到，负责断后的两名歹徒久等同伴不至，竟折返回来。他们看到一个身着便服的人半跪着，用膝盖顶住同伴，将其死死按在地上，还单手反钳住同伴的双手。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，纷纷拍手称赞，被抢劫的情侣则取回财物，对制服歹徒的人千恩万谢。见此情景，负责断后的歹徒怒火中烧，从怀中抽出两把三四十公分长的大砍刀，从后侧朝着罗礼仙的右臂、后背狠狠砍去。右边的歹徒一刀砍在罗礼仙的右臂上，刀锋直抵肱骨；左边的歹徒则一刀直刺他的后胸——这两刀，分明是要置他于死地。

若非肋骨遮挡，恐怕那一刻，纵是神仙也难救。没等罗礼仙反应过来，两名歹徒的第二刀又劈了下来：一人的刀砍在他的左臂，另一人的刀直刺他的右胸。罗礼仙下意识松手向前躲避，被制服的歹徒趁机奋力起身反抗。罗礼仙顺势向前翻滚，忍着剧痛迅速站起。两名歹徒杀红了眼，追着他连续砍刺。看热闹的群众吓得纷纷躲开，眼睁睁看着明晃晃的砍刀，刀刀致命地朝着罗礼仙落下。

“绝不能让他们伤到群众，更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跑了！”这个念头压过了身上的剧痛。尽管他身手敏捷，可身着便衣、赤手空拳，面对几名持刀歹徒的围攻，还是有些吃力。后续他又添了多处刀伤，却始终与歹徒搏斗、对峙、纠缠，为周边持枪民警赶来争取了时间。最终，众人合力将这伙歹徒全部缉拿归案。

被抢的那对情侣坚持一路护送罗礼仙前往医院。医护人员颤抖着双手，将他与血肉粘连的衣服一片片剪开，清洗伤口时才发现，他身上竟有八处深浅不一的刀伤，有些伤口直接见骨。见惯生死的医生护士，都悄悄红了眼眶。可罗礼仙却笑着安慰大家：“没事，小伤而已。”可当他看到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时，却满心懊恼。他想，若是自己是正式民警，拥有持枪资格，兄弟们或许就不会受这些伤了。这次负伤，不仅让他更坚定了成为正式警察的理想，更促使他在日后的工作中愈发勇猛，总是冲锋在前——只为尽可能不让同伴们再受同样的伤害。

2012年早春的凌晨，追捕入室盗窃嫌犯时，罗礼仙冲在最前面，从康乐街一直追到不锈钢天桥。歹徒回头见只有他一人追赶，突然转身，挥起手中的钢刀，朝着罗礼仙迎面砍来。好在他反应迅速，侧身躲过，可刀锋还是重重砍在了他的左颧骨下。那一刻，他清晰地听到了颧骨裂开的声音。剧痛中，他凭着本能完成了夺刀、锁喉的一系列动作，直到嫌疑人被制服，鲜血早已糊住了他的左眼。被盗财物成功追回，失主看着他，泪水夺眶而出，紧紧抓着他的手，久久不愿松开。

他讲述这些经历时，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。我瞥见他手臂那道深入骨髓的刀疤，抛出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：“你是怎么看待那些罪犯的？”见他沉思，我又追问：“尤其是那些伤害过你的罪犯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嫂子，这得按犯罪类型来看。有些罪犯是主动犯罪，有些则是被动犯罪。对于那些主动犯罪、情节恶劣的，我肯定是嫉恶如仇，打心底里憎恨。”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您想想，他们偷抢的钱，若是别人的救命钱，那偷走的就不只是钱，更是一条人命啊！再者，要是偷抢的是在这边举目无亲的人，那些受害者，男的走投无路，很可能会铤而走险，走上犯罪道路；女的身无分文，或许会被人用一餐饭、一点施舍诱入歧途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坚定地看着我：“我们看似只是打击了一些小偷小犯，可实际上，可能挽救的是一条性命，或是一个人的整个人生。”

我点点头，对他的话十分赞同。他松了口气，笑了笑：“当然，对于那些被动犯罪、被迫犯罪，或是刚误入歧途的人，我们肯定会想办法挽救。毕竟，打击犯罪的目的，除了防止治安混乱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挽救这部分人。说到底，执法的首要目的还是‘治病救人’。”我赞许地看着他，他则仰起头，眼里藏着几分倔强，还有些许自豪。“至于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抓捕他们的时候，我是兵，他是贼，没特意想过怎么看。”他爽朗地笑了，笑得毫无芥蒂，“要是他们能迷途知返，我们也能成为朋友。”

这话让我感慨万千。生活中，很多人即便面对未曾实质伤害自己的人，也会心存怨怼；可罗礼仙面对曾危及自己生命的人，竟有如此胸怀。我想，这便是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历经风雨，仍能坚守初心，不抱怨命运不公，不滋生无端怨恨——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我不禁对他生出几分敬佩。

我望着他左脸颧骨下的疤痕，那疤痕并不难看，不仔细看，倒像脸颊微微凹陷，并不突兀。忽然觉得，这伤痕或许是上天对他的磨砺，又或是上天觉得他内在已然足够丰盈，便不愿在外表上给予他过分的完美。

东莞市曾有两任市委书记亲临医院探望他，还都亲笔批示“号召全市人民向他学习”。为保护他不被歹徒报复，单位对外宣传时，为他用了“江吉”这个化名——一来因他是江西吉安人，二来也是祝愿他未来岁月能逢凶化吉。

“我有个同学曾是武警，还拿过武警部队的散打冠军，退役后被保安公司聘为私人保镖，年薪百万。以你的侦查能力，还有以一敌几的身手，去应聘的话，不说百万年薪，几十万肯定不成问题。可你在这个岗位上，每月拿着几千块工资，一年挣不到十万，还要流血拼命，你觉得值吗？”我尽可能用平和的语气，抛出了这个尖锐的话题，“你有没有觉得，你的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？这些年，你有没有过遗憾，有没有后悔过？”

“遗憾是有的，但从没后悔过。”他说，当年躺在医院病床上，看电视新闻称他为“公安干警”时，心里多少有些遗憾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：“我确实遗憾没能穿上正式的警服，可我从不后悔过去的选择和拼搏。就算人生能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选。”他笑着低下头，“至于待遇，说我完全不在乎，那也不现实。可我觉得，人生的价值，不一定只用金钱来衡量。当然，我们队里也有不少同事因为待遇问题离职，有的当了大老板，有的被保安公司高薪聘请。但也有很多人，一直坚守到现在。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后，开始一个个念出名字：“当初第一批便衣队的五个人，除了我，其他四个现在都还在原来的岗位上。”

我了解到，在转正的道路上，命运多次给予他机会，却又多次让他失之交臂。2018年，单位再次有转正名额，他的名字出现在推荐名单首位，最终却因年龄限制再次落选。2022年初，在综治办主任黄东明的邀请下，他调任综治办，开启了新的工作篇章。

“你是因为没了转正机会，才去的综治办吗？”我歪着头问他。他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有这方面原因，但不是最根本的。”他解释道，随着监控探头从模糊到清晰，数字网格化管理的推进，再加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，街头犯罪从频发变为偶见，许多犯罪从“线下”转向“线上”，各类网络诈骗逐渐取代街头偷抢，成为社会主要犯罪手段之一。而罗礼仙不是正式警察，也非公务员，没有执法权，很多行动和想法都受到限制，尴尬地卡在“队长”的职位上。就在这时，老领导黄东明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他才决定到新岗位接受新挑战。他说，黄东明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、伯乐与知己，对他的成长帮助极大。来综治办之前，黄东明鼓励他：“不换个环境，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能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呢？”

“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......”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，还有多少人会这样思考问题？我们中的很多人，在岁月里遭遇不顺，就容易全盘否定自己的人生，懊悔过去的选择。可即便时光倒流，回到当初，我们大概率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可人们总在后来的日子里纠结不已，陷入无谓的内耗。罗礼仙历经磨砺，却仍能保持一身风骨与赤子之心，皆因他活得纯粹。他目标清晰，却从不用功利得失评判自己——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。

做巡警时，多的是“动手”的时刻；到了综治办，却常需“动嘴”。很多群众间的矛盾纠纷都要耐心的调停，与过去刀光剑影的工作截然不同。以前面对歹徒，尽可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；如今面对的调解对象多是普通百姓，需笑脸相迎，必要时还要做到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，靠“以德服人”化解矛盾。

调解镇内某工厂欠薪纠纷时，罗礼仙带着同事在车间蹲守了整整三天三夜。机器轰鸣声中，厂方代表曾讥讽他：“一个月拿几千块的聘用人员，犯得着这么拼命吗？”他却没生气，目光落在讨薪工人身上，声音平静却坚定：“这些工人大多是低收入人群，他们等着这份工资维持基本生活，家里或许还有父母、孩子要养活。你们不发或迟发工资，会直接影响他们很多人的正常生活。”他回头看向厂方代表：“你可能没挨过饿，也没经历过借不到钱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，但他们中间，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困境。对有钱人来说，几千上万块或许不算什么；可对没钱的人来说，那就是命。”他脸上虽然带着微笑，但声音里却透着不容辩驳的威严。再加上他身材高大魁梧，多年巡警生涯沉淀的气场，无形中给了厂方代表不小的压力。“我做这份工作，无论拿多少工资，这都是我的职责。你们请人做事，人家完成了任务，你们就该想办法把工钱一分不少地给人家——这是你们的职责。”经过不懈努力与巧妙交涉，工资最终如数发放到工人手中。当工人们对他千恩万谢时，罗礼仙忽然发觉，只要能为老百姓做实事，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。

在镇内某小区的调解现场，一位老业主盯着他左脸的疤痕，突然激动地喊道：“你是当年那个挨了刀还坚持抓贼的警察吧？英雄啊！真是英雄！”罗礼仙刚想纠正“我是辅警”，话到嘴边，就被对方的热情打断：“你好啊！我们老百姓，就需要你这样的警察！”这话像一股暖流，瞬间漫过他心底那片快要尘封的角落。那些年因“编外”身份产生的委屈，因转正屡屡受挫的失落，在这一刻悄然消散——身份的标签或许无法改变，但百姓的认可，早已为他贴上了更珍贵的标识：他是老百姓心中公认的英雄。

从前，樟木头镇每年都会召开公安系统表彰大会。当“优秀个人”“先进个人”这些荣誉已不足以衡量罗礼仙的付出时，镇里特意为他增设了一个奖项——“突出贡献奖”。此外，“东莞好人”“道德模范”“十杰青年”等荣誉也接踵而至。东莞档案馆的特藏柜里，一份特殊的档案静静陈列：“东莞好人”“忠诚为民勇士”的证书旁，叠放着他二十多年来的值班表、蹲守记录、调解台账，还有那张被鲜血浸透的辅警证件。档案管理员说，这是馆内唯一一份属于非编人员的特藏档案——它无关职级高低，只因为这份档案里，藏着一份与众不同的“坚守”。

也有人问他，守着“编外”身份干了三十年，到底值不值？每当这时，罗礼仙总会想起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瞬间：一个雨夜，被抢的大妈攥着他的手痛哭，说“要不是你，我老伴的救命钱就没了”；伤愈归队时，队员们自发列队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回来；他还常收到一些不知名姓的人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土特产和感谢信。

这些瞬间像散落的珍珠，串起了他平凡却滚烫的人生。他虽未能圆“警察梦”，可那些遗憾，早已被“被人民需要”的充实感所覆盖。就像他常说的：“有很多东西，比身份地位和金钱更重要，那就是信仰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能为人民做点实事，这就是我的信仰，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”

如今的罗礼仙，仍保持着凌晨五点起床的习惯。他会绕到当年伏击歹徒的街角站一站，看着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打太极，赶早班的年轻人匆匆穿过马路，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。阳光透过樟树叶的缝隙，洒在他脸上。他身上那些深浅不一的疤痕，是他用三十年时光，用一次次流血负伤，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守护注脚。

他从不让自己闲下来，陪爱人逛街时，也常“开小差”。有时一眨眼的功夫，爱人就找不到他了，找了半天，才发现他在街角又顺手抓了个小偷。俗话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。这话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。他说，家里大小事都由爱人操持，爱人懂他、也理解他，选择用润物无声的方式，默默守护着他和他的信仰。这份真挚的情感，在当下社会尤为珍贵。

从1994年穿上军装，到1998年成为辅警，再到2024年坚守在综治办的岗位上，三十载春秋流转。罗礼仙虽未能穿上正式的警服，却用炽热的忠诚，在百姓心中刻下了“英雄”的印记。

如今，人们总爱用“编制”“职级”“薪资”来衡量体制内人员的价值，总觉得珍珠只有镶在皇冠上才足够耀眼。可罗礼仙的故事却告诉我们：真正的价值，从不在标签之上，而在“利他”的行动之中；真正的勋章，从不在肩章之上，而在人民的口碑之中；真正的身份，无关外在称谓，而在将坚定信仰融入血脉的高尚里。

当城市的霓虹亮起，我们看不见角落里那些默默守护的身影，却实实在在享受着他们带来的平静与安宁。我们不知道，他们之中藏着多少个“罗礼仙”。走在人群中，他们看似平凡无奇，也有着普通人的遗憾与委屈，却仍怀揣着不平凡的执着与坚守。他们用血肉之躯，默默铸就起金色的盾牌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。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，以平凡的工作，铸就了不平凡的伟业。他们是国家这座丰碑下不可或缺的基石，其价值永远无法用标尺衡量——因为在黑暗的世界里，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他们是最温暖的光。